10月20日上午9时许，晋能控股煤业集团煤炭运销总公司，副总经理黄永明听取14个子公司汇报七省市及内部电厂保供情况。保供会从10月13日起召开，每天上下午各一次。作为山西省最大的煤炭企业，晋能控股的煤炭产能约为4.4亿吨，年产量占山西总年产量的三成。今年四季度，晋能控股承担着江苏、吉林、辽宁、安徽等七省市2070万吨煤炭保供任务，并且要给省内24个电厂供煤1280万吨。
9月29日，山西与14省（区市）签订了今年四季度煤炭中长期保供合同。按国家发改委要求，山西、内蒙古、陕西三个产煤大省（自治区）四季度分别承担5300万吨、5300万吨、3900万吨，合计1.45亿吨的长协保供量。
粗略估计，在北方供暖季，煤炭消费量比非供暖季要高出将近三成。随着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密集举措的出台，煤炭供需形势持续好转。11月4日，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达1.14亿吨，可用20天。其中，东北三省电厂存煤可用32天。5500大卡动力煤港口价已降至1200元/吨左右，内蒙古多家煤企主动下调坑口煤售价至1000元/吨以下。
这场缺煤少电，煤价暴涨风波背后，既与制造业回流带来的用电、用煤需求骤升有关，更暴露出煤炭行业供给侧改革后的产能受限问题。同时，也显现出当下对新能源过度依仗、煤电市场化程度不一的困局。
德国Agora能源转型论坛高级顾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客座研究员涂建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总体来说，中国多省煤炭供不应求和“拉闸限电”，反映出长期结构性问题。中国的能源行业是混合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体制，“在顺风顺水的时候，会有两个体制的双重红利；当遇上问题的时候，就会受到两个体制缺陷的双重暴击，现在我们就遇到这一情况了。”
黑色的煤山，黑黢黢的矿工，幽深的巷道，是人类对于矿井的想象。但当《中国新闻周刊》置身山西大同的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塔山矿，既没看到典型意义上的矿工，也看不到煤的影子。目之所及，是一片现代化的厂房。能提醒人这里是矿区的，是7个高达50多米、直径20多米的精煤仓，及连接洗煤厂和精煤仓的长长的运煤栈桥。
这里是全球设计开采能力最大的单井口井工矿，年生产能力为2500万吨，未来还能服务约77年。当煤层离地表远时，一般选择向地下开掘巷道采掘煤炭，此即为井工煤矿。
在塔山，工作人员只起到应急值守的作用，煤炭生产早已实现了现代化自动化，双筒采煤机地下割煤，再由运输皮带拉往地面，经过洗煤厂洗选成为精煤，之后通过一条长19.29公里的铁路专用线，并至大同到秦皇岛港的铁路。大秦线是国内“西煤东运”的第一大动脉，年货运量超过4亿吨。
有了保供指标，晋能控股集团四季度商品煤产量预计超过9000万吨。在煤炭运销总公司的调度室，墙上贴着七省市和内部电厂保供任务的分解表。进门右手边的大屏幕上，投影着七省市各用户保供任务进度表，包括保供量、月计划、日计划、保供运输方式、日完成量、完成率等指标。
塔山矿原定今年商品煤的生产目标是2326万吨。为了保供，四季度要增产100万吨商品煤。也就是说，在80天里，平均每天要多产15000吨原煤。原煤经过洗选，排除15%左右的矸石等才能成为商品煤。大同煤炭分布横跨侏罗纪及石灰二叠纪两个地层，距今上亿年。以原同煤集团所属的十几个煤矿为例，煤炭埋藏的深度都在400米左右。
李珂是塔山矿综合机械化采煤办主任，每个月要上班28天左右，下井班大约20个。保供期间，他多在井下的生产班工作。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塔山矿共有3个综采工作面，为保供，每个工作面每天要多生产5000吨煤。煤矿生产施行四六作业制，即每天4个班，每个班6小时，分为三个生产班和一个检修班。检修班专门检修设备，时间为下午3点至9点。现在为了增产，便将每天的检修时间压缩至4小时甚至是两小时，延长生产时间。矿工正常交接班，但机器不停机。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检修甚至要在机器运转过程中进行，难度增大。
即便是这样智能化、高效率、高产量的矿井，在增产效率和潜能上也很难与另一产煤大省内蒙古的煤矿相比。二者最大的差别在于，内蒙古的矿多属于露天矿，剥离土层就可以开采。那里的煤矿埋深平均只有120米左右，煤层较厚，因此开采难度低且产量大。
鄂尔多斯是内蒙古煤矿的典型代表。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副局长张占军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 2020年，鄂尔多斯煤炭产量达6.7亿吨，占全区年产量六成。鄂尔多斯322座煤矿中，露天煤矿150座，规模小的也在90万吨、120吨级别。鄂尔多斯也因此成了一座“不差钱”的城市。2020年，在中国70个不包括直辖市与省会城市的地级市人均GDP排行榜上，来自西部的鄂尔多斯超过众多东部沿海城市，仅次于无锡、苏州和珠海之后，位列第四。
国家大型央企华能集团的伊敏煤矿是国内最大的露天矿，位于与鄂尔多斯相距近两千公里的蒙东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今年核增产能后，具备3500万吨/年的产能。10月下旬，《中国新闻周刊》在伊敏煤矿看到，剥开土层大约91米深，一处12平方公里的煤田正在开采，开采面积相当于168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该矿每年以350米左右的速度“开疆拓土”。
今年8月起，内蒙古能源局先后三批核增89处煤矿共计1.38亿吨/年的产能，其中后两批共计72座煤矿从10月7日起按核增产能生产，共计新增产能9835万吨/年，若按季度划分，内蒙古煤矿四季度新增产能为2458.75万吨。
相比之下，山西煤矿绝大多数都是矿井，无论开采成本还是效率，都难敌内蒙古矿。山西金正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首席专家曾浩介绍说，山西煤矿的平均开采深度估计在250~300米。在井下生产，要考虑矿压、通风等安全问题。开采过程中，要搭建支架来支撑顶板防止坍塌，还要铺就整个由下至上的运输系统。
北京能研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焦敬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井工矿实际产量取决于采煤、运输等各系统中最小系统的能力，即木桶效应。今年，国家发改委在二三月份与七八月份先后两次提出保供任务，使不少煤矿在今年10月底至11月中下旬之间即将完成全年的生产指标，有的煤矿甚至已经最大负荷生产。考虑到安全、系统能力等因素，第四季度增产能力实在有限。
10月6日，山西省煤电油气运协调保障领导小组下发通知，将2021年1~8月已完成全年产量的51座煤矿及2021年省内拟核增产能的98座煤矿都列入保供名单，预计这些煤矿第四季度将增产2867.5万吨。曾浩解释说，山西第四季度的长协保供量与内蒙古一样，新增产量绝大部分也将用于保供，但山西的煤炭供应由于增量不足，可能还需要依靠一部分存量。增产煤矿中，有一些年头比较久的煤矿，井下资源条件不好，“强行扩大工作面，会造成安全风险隐患”。有些矿井，即使批了核增，从人员、设备、技术条件来说，提升产能需要一段时间，实际上难以增产，“从效果来说，会打个折扣”。
增产之难在老矿体现得更明显。晋能控股煤业集团的晋华宫矿，与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仅一河之隔，于1956年建成投产，2010年前后曾达到500万吨的年产量。由于矿产资源所剩不多，巷道收缩，产量逐年递减。按照一年采200万吨计算，晋华宫矿的寿命只剩下10年。
煤矿越深，开采难度越大，成本也高。一位业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像智能化程度比较高的井工煤矿，一吨煤开采成本在200元上下。年头久的井工矿开采成本则高达五六百元。像晋华工矿这样有着六七千员工的老矿井，由于人力成本因素，开采成本会更高。相比之下，内蒙古露天矿的开采成本要低得多，是每吨100元~150元。
在保供任务下，晋华宫矿每天要产出原煤量将近1万吨，这几乎已达到了运输皮带最大负荷。晋华宫矿相关负责人说，当下，只有满负荷生产，不出丝毫差错，才能完成保供。
令晋能控股头疼的不仅是增产的难度问题。据初步统计，在该集团此次保供的煤炭中，与电厂需求类型不符的无烟煤达162万吨。无烟煤多用于化工生产，也并非不能用于发电，重点是，要能与电厂锅炉型匹配。
按挥发分等指标，煤炭可分为无烟煤、烟煤与褐煤三大类，其中烟煤是个大家族。在正常的年份，无烟煤正常情况下不会被用作电煤。但眼下，为了保供，晋能控股要减少、甚至停止非电煤、非供热煤的销售。晋能控股一位内部人士说，当下所有高价位的炼焦煤、建材煤、化工煤，只要是“适合于电煤的品种，都用于电煤保供”，而顾不上实际是否真能与需求相匹配。
晋能控股晋城地区煤矿出产的无烟煤，有着高硫分高热量特征，高硫分达不到电厂燃烧的环保要求。此外，无烟煤的挥发分都在10%以下。而此次保供电厂由于炉型所限，要求煤的挥发分要达25%以上，挥发分过低，就会导致锅炉烧不着。对此，这位晋能内部人士称，解决的办法是让六省市调换需要无烟煤的厂家，或上报国家发改委，将无烟煤供给别的需要的省份。此外，晋中区域产出的炼焦煤，也只能大体满足电厂需求，电厂在买回后还要再自行掺配，才可以做到锅炉燃烧需求。
刘唐是山西一位在煤炭行业浸淫了30年的贸易商。他的观察中，在当下保发电保供热的形势下，别的行业用煤常常出现断供。他举例说，浙江荣盛集团是国内民营龙头石化企业之一，之前荣盛的化工用煤都由国内第一煤企神华集团（现与中国国电合并成国家能源集团）提供，“我们想介入都进不去”。但在今年10月之后，神华一度不再给荣盛提供化工煤，荣盛只能到市场上找煤。
冯刚是山西一名从业十年的煤炭贸易商。据他了解，眼下只有电煤有一定保证，一些下游化工厂家的用煤、钢厂的炼焦煤都处于低库存。刘唐还称，往年煤炭企业大多会超产，此次保供增产，不过是将以往没有纳入统计口径的产能纳入，将违法的生产合法化。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袁家海分析说，去年全国原煤产量为39亿吨，今年产量可能会比去年增加2亿吨左右，再加上进口煤预估有3亿吨，总供给量为44亿吨上下。今年全国的煤炭消费量估计要比去年增加3亿吨，达到44亿吨。因此供需处于紧平衡状态。如果再考虑煤炭运输在途的影响，可能会在某一时间段出现供应缺口。
焦敬平说，受到拉尼娜事件影响，如果今冬气温较低，再遇上雨雪天气，道路上冻被封，公路货运就会受限。2008年初的冰雪灾害，就令煤炭运输受一定的影响。在需求大增背景下，即便今冬天气不比去年更糟，“保供依旧比较悬”。
袁家海还指出，如今煤炭生产都集中在全国30多家央企与地方企业手中，煤炭市场其实就是一个寡头垄断市场，“其联合操纵价格行为的动机是非常强的”。从重点煤炭企业公布的1~9月煤炭生产和供应数据分析来看，一些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增产幅度不大，有的企业供应量还在下降。
10月27日，国家发改委价格司连续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如何界定煤炭企业哄抬价格、牟取暴利的判断标准和认定方法。10月29日，国家发改委公布消息称，近日，通过对全国所有产煤省份和重点煤炭企业煤炭生产所带来的成本调查，发现煤炭生产所带来的成本大幅低于目前煤炭现货价格，煤炭价格存在继续回调空间。袁家海认为，在当下重点电厂存煤有保障的情况下，“应着重关注地方靠燃煤锅炉供热及居民供暖的用煤问题”。
10月5日，晋能控股发出了满满装载了保供煤炭的第一列火车，这也是晋陕蒙地区第四季度发出的首列保供煤。黄永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晋能控股在整个山西省保供任务完成进度中居于前列。但以往，晋能控股每天的煤炭运输装车数为7500列，如今每天要增加2000多列。将2030万吨分拆到90天，每天要完成22万吨运量。由于运力紧张，截至10月27日，晋能控股累计向6个省区市发运保供煤炭355.34万吨，比预定计划少250多万吨。
在此次晋能控股的保供煤矿中，一些煤矿并不通铁路。以往，这些矿井出产的煤炭会就近销售。如今为了保供，这些煤炭需要先通过公路拉到最近的发煤站，从铁路发运到港口，“港口装船后才算保供”。在这些煤矿中，不乏过去资源重组的整合矿井。这些矿井出产的原煤热值只有3000大卡，此次保供煤炭至少要4300大卡，因此，煤炭要先送洗煤厂洗选后再发运。这样的煤炭从开采出来，到港口装船，整个链条较长，最起码要15天。
中国的煤炭资源，呈北多南少、西多东少的储藏格局，供给与需求正好是逆向分布。晋陕蒙是绝对的产煤大户，产煤地有着“三西”（山西、陕西、蒙西）的说法。2020年，山西煤产量为10.63亿吨，占全国原煤产量近三分之一，居全国之首。晋陕蒙三省（区）原煤产量27.9亿吨，占全国总量的超七成。早在1979年，山西年煤炭产量就突破了亿吨大关。1980年代，国家开发陕西省的榆林神府煤田，内蒙古把握机会，申请将鄂尔多斯东胜煤田一起开发。于是榆、鄂二市构成了如今塞北的“能源双雄”。两市所辖面积，几乎涵盖了黄河整个“几字湾”内部。
曾浩分析说，从需求端来看，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动力煤占到国内年动力煤用量的30%，约10亿吨。两湖一江（湖南、湖北、江西）地区也是用煤省份，很少产煤，但用量不如珠三角、长三角大。东三省用煤量不大，占到全国8%，但缺煤比较厉害。到冬季，东三省用煤比例会上升到10%~11%。全国煤炭外调集中在晋陕蒙新4个省（区）。2020年，晋陕蒙调出煤炭17.3亿吨左右，超过三地产量的六成。
煤炭长途运输要么靠铁路，要么靠铁水联运。袁家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近年来，由于去产能等原因，云南、贵州等地一些煤矿被关闭，导致包括重庆在内的西南地区缺煤较严重。而这一些地方一直以来煤炭较难运进去，“江西也历来是煤炭运输末梢”。如果煤炭先从秦皇岛港等环渤海各港口入海，再沿长江往上游运，即铁水联运海进江模式，内蒙古、山西的“黑金”运到江西要7.5天，运到重庆需要11天，再考虑过驳和过闸时间，还要往后延长1~2天。
2019年9月，内蒙古浩勒报吉至江西吉安的浩吉铁路开通，连接起煤炭主产区与“两湖一江”地区，实现“北煤南运”的直达。粗略计算，通过浩吉铁路，内蒙古、山西的煤运到江西仅需1~1.5天，经浩吉铁路再水运抵达重庆只需5天多一点。然而，问题是，由于浩吉铁路配套集疏运系统建设严重滞后，掣肘了其运力的发挥。2020年，浩吉铁路的运输量只有2500万吨左右，占到其年设计运力的一成。
刘唐从未见过如此疯狂的煤炭市场。煤价按出售地点不同分两种：在矿区就地销售称为坑口价；在港口销售称为港口价。在刘唐的认知中，在此轮煤炭价格暴涨前，坑口价一周上涨5元就已算比较大的波动。从今年9月初开始，坑口价一天上浮三次，每次上涨百元。10月中旬，5500大卡的煤炭坑口价一度突破2000元/吨，远超煤炭“黄金十年”的千元煤价。
2002年~2011年被称为煤炭行业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里，中国煤炭年产量从最初的13.8亿吨增至2011年的35.2亿吨。煤价增加约两倍，全行业利润从2002年的23亿元暴增至2011年的3246亿元。煤炭正是在此时被称为“黑金”。
在刘唐的记忆中，2008年，煤炭港口价已达到1080元/吨的高位，按价格周期和市场规律，到了2009年煤价本该往下走。但2008年，山西开始整合煤炭资源，兼并重组煤炭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大量民营小矿井停产、关闭，山西的煤老板们纷纷被迫转型。
所谓煤矿资源整合，就是将一块煤田周边数个小矿井关闭，整合成大矿井，改为一个井口。这其中最核心的一点，是将整合矿井变为国有控股，煤老板可参股。矿井整合需要三年左右建设周期。这期间，山西煤炭生产受限。与此同时，中国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出台的“四万亿”刺激计划，使得煤炭下业恢复迅速增加，其速度超过全国煤炭产量增速，导致需求出现缺口，煤价因而继续保持高位。也就是说，煤炭行业之所以能有长达十年的黄金期，也与政策有关。
当山西在重组煤炭资源的时候，陕西、内蒙古煤炭产业乘势而上。实际上，内蒙古早在山西之前就动手进行煤炭资源整合。当山西到2010年关闭千余座小煤矿时，内蒙古已经提前五年完成了矿业秩序整顿。因此，在2009年~2019年的十年间，除了中间的2014、2015两年外，内蒙古煤炭年产量均居全国第一，山西退居第二。
到了2012年，煤炭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煤价开始走下坡路。刘唐记得2012年下半年，5500大卡的煤炭港口价已经逐步回落至700多元，此后四五年，煤价又下跌了三四百元。内蒙古一家煤矿企业的管理者回忆，2015年时，煤炭产业产能过剩达到顶峰，他供职的虽然是一家央企，也遭遇过几个月发不出工资的窘境。
中国的国有煤矿往往规模庞大，养活着一个村镇、一个片区甚至是一座城市。如果煤矿倒闭了，数以万计的人都会有生计问题，由此带来的连锁效应是社会不能承受之重。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出手了。
2016年2月，国务院下发《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提出从当年开始，用3到5年，退出产能5亿吨左右，较大幅度压缩煤炭产能，适度减少煤矿数量。这份文件提出了著名的“276政策”，即从2016年开始，按全年作业时间不超过276个工作日的标准来重新确定煤矿产能，原则上法定节假日和周日不安排生产。但这一政策实施后，很快又导致煤炭短缺、供应不上。5500大卡煤炭港口价由2016年初345元/吨飙升至年底741元/吨，这使得“276政策”不到一年就退场。
2016年开始的供给侧改革，使当年全国原煤产量较2015年下降了3.4亿吨，达34.1亿吨。根据信达证券分析师左前明等今年6月初发布的报告，为了平抑由此带来的煤价上涨，2017年以来，有关部门又释放了一批未批先建、超能力生产煤矿的产能，使其合法化。此后原煤产量逐步回升，2019年的原煤产量升至38.5亿吨。
一位业内人士称，2017年~2018年，全国电力消费增速超预期。而“276政策”与落后产能退出政策的影响，再加上多年低价位导致的市场出清，使煤炭的产能利用率下降，这需要一些时间来恢复。这两年间，供需错配造成煤价大幅反弹并持续保持高位。
对于供给侧改革，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认为，国有企业是本轮去产能的最大受益者，得益于去产能带来的垄断溢价，利润大增。同时，行政化去产能措施对非公有制企业有一定“挤出”效应，使得国企强者恒强。
2019年以来，去产能仍在继续，同时释放先进产能。但在2017~2020年，核准新增产能呈逐年衰减趋势。左前明称，去产能再叠加“双碳”目标的提出等因素，使得煤炭供给增量收敛，“十四五”期间，煤炭产能相对不足将成主要矛盾。
2019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要求加快退出落后和不安全的煤矿，当年基本退出晋、陕、蒙、宁等4个地区30万吨/年以下的煤矿，严格新建改扩煤矿准入，停止核准晋、蒙、陕三省区新建和改扩建后产能低于120万吨/年的煤矿。根据左前明等人的报告，2017年~2020年全国累计扩增的煤矿产能超过 2 亿吨，2016 年至今新增产能约 3.45 亿吨。但截至2020年底，全国累计退出煤矿5500处左右、退出落后煤炭产能10亿吨/年以上。
焦敬平说，得益于天然开采条件好，去产能政策对内蒙古的煤炭生产基本没影响，因为当地基本上没有小矿。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副局长张占军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去产能恰恰逐步提升了内蒙古提升的煤炭供应能力。退出来的产能指标可以在市场上交易，南方、东北一些省份煤矿规模比较小，也面临资源枯竭，而内蒙古还有资源，需要购买很多产能指标，产能就逐渐向内蒙古集中，但这会使区域间的供需错配进一步加剧。
超产曾经是增加煤炭供应的重要手段。比如，一座核定生产能力为100万吨/年的煤矿，实际可能一年生产三四百万吨，露天矿的超产会更多，可能达10倍、20倍。但在近两年对超产管理日趋严格与“煤炭超产入刑”的规定下，超产现象有所减少。此外，内蒙古最近受煤炭反腐“倒查20年”的影响，煤炭产量减量严重，2020年煤炭产量同比减少8500万吨。
一位国有煤炭企业相关负责人说，矿井生产还有着安全和环保压力。此轮保供前，“有关部门下井检查时，煤炭几乎就停产了，有的矿为了安全目标，夜里也不出煤”。曾浩分析说，相较晋、陕两省，内蒙古的露天矿受环保制约更大，从去年开始，露天矿拿地就很难。今年三季度在国家发改委的协调下，这一问题才得到了有效解决。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陈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此轮煤价暴涨，并不代表中国缺少煤炭资源。“中国不缺煤，但因为政府供给侧改革用力太猛，才导致缺煤。只要给予一段时间，煤炭供应完全能恢复”。国内煤价暴涨背后，还有着全球能源供应紧张、世界经济周期等更宏观的原因。
今年6月底，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局相关负责人接受新华社专访时称，煤炭生产供应总体稳定，价格不存在大面积上涨基础。预计7月份煤价将进入下降通道，“价格将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但这一预期并未实现。
袁家海对此解释说，煤炭供给侧改革，无论是去产能，还是释放产能，从研究到开始实施，都有一定周期，“一定存在市场需求与政府干预不会衔接那么好的情况”，会有所谓类似调整过度、反应滞后的问题。
鄂尔多斯人吴猛在煤炭行业摸爬滚打了20年，经历过巅峰也经历过低谷。面对眼下火爆的市场，他却高兴不起来。“这让人有点害怕。”他最大的担忧是，今年价格涨得这么高，等到跌下去的时候，可能会跌得很惨。当社会普遍都用不起煤的时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它可能很快又要遭到政府的强力调控或替代了，到了当时，将会有多少人失业？
对于产煤大省而言，它们还面临着更加两难的选择：一种原因是国家希望节能减排、实现“双碳”目标及保护生态，一方面，煤炭资源日益在向晋陕蒙集中。袁家海就对此表达了他的担心：内蒙古与山西对煤炭依赖越大，未来退煤的压力越大，减煤对当地经济社会和就业带来的影响也就越大。同时，“躺”在煤炭上挣快钱，当地产业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的动力就越弱。